金馬獎2022年最佳紀錄片《九槍》導演蔡崇隆談紀錄片的價值與影響力

金馬獎 2022 年最佳紀錄片《九槍》導演蔡崇隆應媒體識讀教育基金會之邀，在【凝視現實紀錄片教會我們的事】的第二場講座，跟大家分享如何透過紀錄片傳達多元觀點，也提到拍攝、製作紀錄片的一些甘苦經驗談。

現在已經進入了影音的年代，很多人都有興趣想當一個YouTuber。針對那些有興趣拍片的學生或年輕的影像工作者，蔡導演表示但凡有興趣接觸紀錄片，都可以從練習多拍短片開始學習，這是一條可以走的路。而且，現在有很多短片比賽，像是臺北電影節跟金馬獎，都設有短片競賽的單元。

話說回來，拍攝紀錄片並不一定要皓首窮經，一拍就拍上好幾年！然後，也不一定要拍出時數很長的長片，才有資格稱為紀錄片。紀錄片的重點還是要回歸它的本質，也就是帶給社會的價值與影響力。

蔡導演表示：「我之前就拍過小品的紀錄短片，從策劃到拍好大概只花了一兩個月而已。這是為了參加彰化獨立紀錄片的活動，我們的資源有限，加上時間也不夠，所以它就是一個在有限時間拍出來的短片。」

有人對紀錄片的想像，認為好像一定要很即時拍下人事物的變化，可是其實現在的紀錄片，除了照片和影像以外，還可以去做一些視覺設計和敘事手法的呈現。

蔡導演提到他在學校所開設的紀錄片製作課，通常會事先分組，每組大概二到三個人。話說回來，如果分工好、大家有共識，就可以開始拍片了。但是就《九槍》這一部片子來看，它的確是有點比較不一樣。因為這是一部傳統的紀錄片，然後它的規格也比較高，整個拍攝團隊加起來有十幾個人，甚至快要二十個人，因為我們光攝影師就有大概五、六個人。

這是為什麼呢？因為它雖然是在說一個個人故事，但是如果大家有看過這部紀錄片，你會發現蔡導演把這個題目做大了，所以不是在談一個單純的個案，而這個議題顯然是在談很多外籍移工目前在臺灣所面臨的困境。

整體而言，《九槍》就是一個內容比較龐大的架構。所以，蔡導演當初在拍這部片的時候，並沒有設定什麼時候一定要做好？他只是想要把它做好，而且當時蔡導演一邊在學校教書，所以比較沒有時間的壓力，就是想著要把片子拍好比較重要。所以，大概就是從2017年開始一路拍到2022年，大概花了5年的光景。也因為就是慢慢拍，所以團隊的成員編制就會變得比較龐大，呈現出一個規格比較高的紀錄場景。

蔡導演特別指出，雖然《九槍》的內容架構比較龐大，然而並不是每一部片都要這樣拍攝，還是要看題材、預算的狀況來決定。他表示，也因為《九槍》的題材比較困難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故事，所以不能稍微想一下自己要拍哪些東西、去哪些現場，然後帶著團隊去拍就好了！ 

蔡導演說：「像這種比較具有社會意義的東西，不是說你要訪誰就訪得到，或者你要拍什麼也就拍得到，它就需要時間醞釀。所以在時間的部分來說，重點不是要花多久，而是你那個題材的難度，由它來決定你要花多少時間？」

蔡導演語重心長地表示：「我也常常會勸比較年輕的朋友，不要為了比賽去拍片。你自己還是要好好想想，到底自己想要拍的是什麼？你是真正關心那件事，才去參加比賽，而不是為了參加一個比賽，然後隨便找個題材去拍，那樣通常成果不會太好。」

蔡導演提到他在國小、國中、高中的階段，都是在彰化生活，也因為成長過程受到很多來自外界的壓迫，所以就變成一個比較敏感的人。乍看之下，自己好像是人生勝利組，但其實並不快樂。他驚覺這整個教育的體制是有問題的，只是因為有些人可能比較不會念書，所以一些外力就把自己跟一些好朋友拆散了。

他認為人跟人之間，不應該只是看教育程度，或看他是不是很會念書來決定我們要不要跟他交朋友？所以，蔡導演表示自己在高中之前，其實滿不快樂的。後來上大學以後，才慢慢有一點不同。

蔡導演提到自己在彰化成長，後來考上政大法律系，其實不是因為熱愛法律，而是聯考的分數決定自己就讀的大學科系。當時，他對法律也沒什麼了解就去念，雖然自己並不排斥讀法律系，但終究不是很有興趣。所以，後來從金門退伍回來之後，就考上了輔大大傳所。也在那個時候，他開始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文化研究和歐洲的批判理論；也因為這個機緣，無疑幫蔡導演打開了一扇窗，讓自己的世界觀從此就變得有點不太一樣。

他在研究所階段，學到一些比較批判理論的東西，就赫然發現這個社會的運作，好像並不是像表面上看的那樣子。譬如很多人都說「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」，但如果就社會現實面來看，你就會發現法律之前不一定人人平等。

儘管在臺灣，這二、三十年來司法有在改革，也有一些進步，但還是會發現理論跟現實之間仍存在鴻溝。蔡導演提到自己在讀研究所的時候，赫然發現很多社會事件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個案問題，很多個案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它背後的結構性問題所造成的，或者可以說它是有一個整體的系統的問題，才會不斷地產生那樣的個案。

以《九槍》來講，2017年發生的「阮國非事件」就是一個例子。這整起事件如果不是背後有很不合理的制度跟法律的話，其實是不會有那麼多的逃跑移工。如果這個社會沒有那麼多的逃跑移工，可能就不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極端個案。

2017年8月31日，27歲的越南失聯移工阮國非吸毒飲酒後，在新竹縣鳳山溪畔損毀民眾的小貨車、機車，年輕員警陳崇文與兩位民防獲報到場圍捕，阮國非心生恐懼之下以石塊丟擲對方、甚至一度打開警車車門試圖進入車內。陳崇文為了阻止阮國非，以警用手槍朝他連續射擊9發子彈，阮國非身中多槍後送醫不治死亡。

蔡導演說：「阮國非就是剛好跟警察發生衝突，然後警察也不知道移工的背景，其實兩邊是互不了解的，所以才產生這樣的一個悲劇。如果大家沒有從一個覺悟性的角度去看這個東西的話，你只會去選擇到底是要挺警察，或是要支持人權？當你只會去選邊站的時候，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並沒有那麼地單純，不是你選邊站就能解決的。」

蔡導演表示，他自己在研究所階段得到一個新的世界觀，或者說比較不是那麼一般的另類的觀點。而這樣的非主流觀點，自然也會影響後面的創作：所以無論後來做紀錄片、做專題記者，都影響自己很深。

從輔大大傳研究所畢業之後，他一開始在報社當記者，後來又去電視臺做一名專題記者，然後再去做紀錄片。蔡導演在媒體界待了十幾年，有了紙媒和電視媒體的歷練之後，才正式轉換跑道，成為一個紀錄片導演。

他開始思索大家在拍攝紀錄片的時候，所處理的一些社會議題：到底是為了我們自己？還是在為了裡面的人物發聲？而這一點，也呼應了蔡導演在本場講座一開始時所提到的世界觀。

你到底怎麼看待這個世界，才會去整理自己的想法，進而提出你的觀點？

蔡導演認為，紀錄片基本上就是導演透過影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跟意見。所以，紀錄片所呈現的觀點還是很重要的。大家在觀看紀錄片的過程中，除了關切細節的演繹，更要去思考導演的觀點，是否點出了什麼現象？又或者是在為誰說話？

蔡導演回顧自己的作品，乍看之下似乎很多題材比較偏向社會邊緣人的部分。道理很簡單，這是因為他覺得整個社會的媒體資源或影像資源是寶貴的，所以如果真的要拍片的話，他更傾向選擇那些真的需要社會大眾花更多心思去了解的環節。

就好像我們都把外籍移工稱為「外勞」，現在慢慢我們改口稱「移工」。就好像大家都知道山胞就是原住民，但「山胞」聽起來就是一個比較負面的東西。如今，「移工」這個名詞雖然看起來比較中性，但其實在這背後都已經隱含了一些社會力量的運作。

蔡導演最早當過文字記者，自然對文字的運用游刃有餘，也有一種敏銳的感受。他坦言，文字工作者做久了，會有一點無力感，這也牽涉文字跟影像的辯證。所以，之前他曾思考：今天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或是我在做傳播的工作時，到底是文字比較有力，還是影像比較有力？

蔡導演是文字工作者出身，以前在大學其實也沒有學過怎麼拍片？後來到了電視臺裡面工作，發現身邊有很厲害的同事，於是就一邊工作，一邊跟著那些負責攝影、剪接事務的同事學習。當然，題目跟觀點是自己的，但他也學會了如何跟大家共事。

他以當年的蘇建和案為例，雖然以前的老三臺這類的主流媒體，原則上不會做這種有關司法跟人權議題的節目，但是臺灣的觀眾終究會發現說這個東西是滿特別的，也很重要的。就算在主流媒體看不到，但仍然需要被重視。

蔡導演表示，他開始理解原來透過影像是可以傳遞這樣的一股力量。回想當時在自立報系服務的時候，雖然文字媒體也都有報蘇建和案，但是一樣沒有什麼影響力。但是，後來他在超視《調查報告》所做的蘇建和專題報導〈死罪！冤案？〉，這個節目重播了十幾次，也曾收到觀眾的來信，才知道原來蘇建和案是這個樣子。

蔡導演坦言，今天如果說就是一個紙媒的報導的話，大家可能對文字真的沒有感覺，蘇建和案就只是三個名字而已啊！可是今天透過電視呈現，相信一定程度能夠讓觀眾意識到這是三條生命，不是只是三個陌生的名字而已。

話說回來，蔡導演會從一個記者轉換跑道成為一位記錄者的過程，自己當然會有一些思考。想當年有機會從報社到電視臺，然後又從專題變企劃，可以說自己剛好有這個機緣。

所以，蔡導演也建議現在的年輕朋友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些深度報導的專題，從中累積自己的經驗和題目。至於，到底要怎麼找到適合的題目，蔡導演表示自己的題目通常都不是刻意去找的，有些就是在做專題記者的階段所累積的素材。因為，一般的專題通常就是只有幾個禮拜的生命週期而已，除了像蘇建和案那樣很特別的新聞事件之外，通常電視臺不會一直重播專題。

所以，這類的專題節目的壽命很短，而大家可以拍的時間也不多。但因為電視臺的節目是每個禮拜都要播出的，所以要不斷地去做題目，那其實是很消耗自己的工作，也不見得能夠有時間好好追蹤，甚至你想多投入一點，也可能沒有那個心力跟時間。

所以，對蔡導演來講，那段在媒體工作的期間，發現不同的媒體有各自的影響力。而他就是在電視臺服務的時候，開始學習怎麼利用影像的影響力或感染力。

蔡導演補充說明，當然專題跟紀錄片是兩個不同的載體，所以即便同樣是拍攝內容，但是做專輯跟做紀錄片所產生出來的效果，往往就不太一樣。所以，一個壽命比較長的載體，不但紀錄的時間會比較充裕一點，可以得到的資源和社會迴響通常也會比較多。

提到紀錄片的性質，蔡導演提到很多人可能覺得紀錄片就是要百分之百客觀，或者百分之百得到真實，才能算是一個好的紀錄片。他語重心長地表示：首先，要請你們修正這樣的觀念。如果大家認為紀錄片要做到那樣的境界才是好的紀錄片，那你可以找一部給我看看？因為還沒有看過百分之百客觀或百分之百證實的紀錄片。

這是為什麼呢？道理很簡單，因為紀錄片跟任何的影像創作都一樣，都是一種再現跟建構。因為我們是人，然後攝影機就只是一臺攝影的機器，所以基本上當你在選題材、拍攝跟剪接的時候，每一個階段都是主觀的選擇跟篩選。也因為這是主觀的選擇跟決定，所以我們沒辦法百分之百反映真實。

蔡導演認為，如果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，每一道關卡都是主觀的意識，怎麼可能它到最後會是一個客觀的呈現呢？儘管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，但是很多人就是沒有在想這件事情，就覺得說相對於新聞，紀錄片就一定要很真實。

影片裡的理性和感性，並非二選一不可，能夠做到理性和感性兼具，是許多影片工作者的理想。關於這點，蔡崇隆導演也提到，過去拍攝《島國殺人紀事1-2》時，雖然影片本身談的司法、冤案主題，需要大量理性辯證與資料堆疊，但他認為在影片中的情感面，說故事，尤其是人物故事的部分，還是要放進去。因為紀錄片要能夠吸引觀眾看下去，不可能只是在說理而已。

說來莞爾，本來新聞應該是要盡量客觀的，可是因為現在新聞就不太客觀或者處於一個很尷尬的階段，所以我們很多人就會對紀錄片產生一種莫名的期待。按理說，紀錄片應該是最客觀的東西，所以很多人會認為如果紀錄片不夠客觀、真實，那麼它就不是好的紀錄片！

蔡導演說：「對我來講，我不是這麼看的。因為你們現在要求紀錄片導演做一件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所謂的完全客觀這樣的一件事是做不到的嘛！畢竟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局限啊，我就有我自己的局限啊，我也有我的世界觀。」

蔡導演指出，他當然不能說自己的質疑一定是對的，畢竟那跟每一個人的養成有關。但在這裡，也提醒大家一件事：紀錄片不是反映真實的事件，紀錄片其實是等於現實的題材加導演觀點，再加上製作創意所產生出來的東西。

想想英國紀錄片之父約翰・格里爾森（John Grierson）曾為紀錄片所下的定義：對真實事物做一種創意性的處理（a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）。

約翰・格里爾森於1932至194年陸續發表的長文〈紀錄片的首要原則〉（First Principles of Documentary）曾明確指出：紀錄片不只是對自然素材的樸素（或有加裝飾）的描述而已，而是要對這些自然素材做安排、再安排，以及創意性地型塑它。也就是這樣，紀錄片才可望達到藝術的功效。

所謂的紀錄片是紀錄「真實」，把過去某個事件透過影像表達的方式再次呈現。然而紀錄片非「真實」不可嗎？這一點，自然有待商榷。所以，就以《九槍》來說，就是透過這三個部分所呈現出來的內容，頂多可以說這只是一個比較個人故事，或是比較屬於社會議題的範疇而已。這整部紀錄片之中，自然都有蔡導演的觀點跟創意。

所以，蔡導演認為紀錄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客觀的，但至少是要有證據的主觀。話說回來，當我們意識到自己是主觀的，但是我們提出來的東西要有證據，否則紀錄片的存在可能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！蔡導演笑著說，如果大家有去看《九槍》的話，也可以去檢視他有沒有做到這些原則？

蔡導演提到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差異，不只是在於內容是否虛構，最重要的是不能切斷跟真實的連結。像最近熱映的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，就是一部涉及原住民、外籍移工、死刑、官商勾結議題，且以1986年命案「湯英伸事件」為原型的戲劇作品。

劇情片的基礎是虛構，所以即便是用現實的素材在講故事，但是你不能完全用現實的東西去要求它，所以劇情片有自己說故事的一套邏輯，背後也有成本的考量。

而紀錄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，就是紀錄片裡面人的關係。影像工作者在拍紀錄片的時候，跟被拍攝者的關係是一個信任關係。我們不會說付錢給對方，對方才願意讓我們拍。

換句話說，紀錄片其實是在維繫一種信任關係，而不是靠錢或對價關係而存續。所以，劇情片的拍攝者跟主、配角之間的關係，可以說是一種對價關係，甚至是一個商業關係。可是，紀錄片裡頭的人跟人，卻是一個信任關係。

如果大家能夠理解，紀錄片的前提就是講求一種人跟人的信任關係，那麼在鏡頭前我們才可以拍出人們的信任關係。蔡導演舉例說明，譬如說我們今天訪問A主角，然後B是他的家人，雖然他不是主角，但是其實A會受B的影響。所以在拍片的時候，你不能只顧你的主角，而不能不管他周邊的人。

因為他們不是演員，基本上是付出對你的信任，也撥出自己的時間給你拍的。所以在這個部分，紀錄片其實就是在處理一個複雜的人際關係。所以，拍攝團隊不能只是為了自己的需要，而不管被拍攝者的一些狀況。所以，蔡導演不忘提醒大家，拍攝紀錄片之前要記得信任關係跟人際關係，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。

蔡導演提到，紀錄片雖然不像電影是很大的產業，但是紀錄片在臺灣的發展相對有優勢，也有一塊最好的土壤。他也提醒大家要好好把握，畢竟有這樣的資源是很難能可貴的。

對於那些有興趣學拍紀錄片的朋友，蔡導演也會希望對方可以先提出一個企劃案，主要的內容要包括拍攝動機、時程規劃、內容大綱以及田野調查的相關規劃等等。

其實不只做紀錄片要重視田野調查，現在連劇情片都一樣。蔡導演提到像之前的《人選之人—造浪者》、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等影集的編劇，也都做了相當多的研究。以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為例，根據製作團隊最近剛公布的研究資料顯示，這幾乎是一個碩士論文等級的研究資料。

如果連劇情片都需要做田野調查和事先的準備，更遑論紀錄片了。因為我們所要知道的東西如果不夠清楚的話，怎麼能夠拍出一定的深度呢？又怎麼能夠產生自己的觀點呢？

蔡導演指出，如果他想拍移工的東西，自己就要先變成移工問題的小專家。

他也提醒有志投入影像工作的朋友，除了拍攝短片之外，通常也需要有一定的耐力。因為一部片可能一拍就是兩個月，甚至像《九槍》就拍了五年。所以，想要投身紀錄片領域的朋友，除了要有敏銳的洞察力，也要有一定的耐力。

蔡導演提到，紀錄片其實不是反映真實的鏡子，那可能很多人會問：那它是什麼呢？其實，紀錄片是打造鏡子的鐵鎚。所以，紀錄片不如大家所想像的，是一面反映客觀的鏡子，其實它應該是一個鐵鎚。

如果以《九槍》來講的話，蔡導演希望紀錄片可能會有一些改變的能量可以傳達給觀眾。社會上有一些東西，它不是不能改變，只不過它的改變可能會很慢，像是一些比較制度性的東西或者是體制性的東西。

蔡導演說：「如果以移工議題來講的話，大家看到了這個個案可能會難過或生氣，但是如果你只拘泥在說我就是要彰顯移工人權或者是警察的權益，希望這個東西可以改變一下社會。但是，我們可能更要看到的就是臺灣社會整個比較制度或結構性的改變。」

很多人問蔡導演，《九槍》拍完之後，臺灣社會對移工議題是否有什麼具體的改變？他坦言這個部分的改變，可能需要花五年到十年甚至花費更久的時間。但即便沒有太大的改變，也不能因為改變很慢就不做。

話說回來，雖然整個社會看似沒有太大的改變，但是其實還是有在往前推進的。比如說關心移工議題的人變多了，這就是一種改變。好比最近大家在看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，就會赫然發現劇中談到的移工議題，竟然會變成一個很熱門的議題，這都是一種改變！

這些在以前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，甚至連《九槍》竟然可以得到金馬獎的肯定，這在以前可能都不太有機會發生，這都是一種改變。

蔡導演笑著說：「所以，請大家不要一直去問紀錄片導演，你希望拍完之後能夠產生什麼效果？或是產生什麼影響？其實，能不能產生影響，關鍵還是在觀賞影片的各位。當大家看完整部紀錄片之後，當這群不同的社會背景或專業能力背景的人了解這個議題以後，想想未來可以做什麼就去做些什麼。當大家都各自做一些點點滴滴的東西，整個社會就會帶來改變！」

蔡導演的意思很簡單，如果大家看完紀錄片之後只是難過一下，或者內心充斥無力感一下，那麼它就是一個消費而已。換句話說，紀錄片就只是變成一般的商品而已，那其實就沒有什麼，大概也就不會對社會帶來什麼改變。

最後，蔡導演用這番話期勉大家：「誠然，紀錄片有改變的能量。但是能不能讓社會啟動改變的關鍵，這把鑰匙還是掌握在收看影片的各位觀眾手中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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